张越：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析
作者：张越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侯外庐的史学研究具有十分突出的个性特征和独到品质。侯外庐有着十年译读《资本论》的经历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淀，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具有开拓之功和体系性学术建树，开创了侯外庐学派。侯外庐史学研究的诸多特征不仅大大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而且与当前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学术目标多有契合。本文聚焦侯外庐从翻译《资本论》到转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阐释以及侯外庐学派的生成和特点三方面内容，从学术语境、时代成因、史家考量、他者评说、比较研究等多视角，探析侯外庐史学研究的独有特征，希望对侯外庐学派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从译读马克思主义原典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和侯外庐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名家”（尊称为“五老”）。侯外庐21岁时结识中共先驱李大钊。他回忆说：“大钊同志和蔼的态度，深邃的思想，立刻使我感到亲近而又折服……我向他讨教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和对各种理论的见解，他都一一作答”；“我向他借书，他借给我的书中，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本是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英译本”；“与大钊同志的接触，使我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他那里感染到的对理论的浓郁兴趣，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力”。在李大钊的直接帮助下，侯外庐主编了秘密刊物《下层》，“《下层》的问世，对于我个人，可以说是青年时代第一个转折的标志”，“自此，我迈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这一重大的进步，完全是李大钊同志教育和帮助的结果”。侯外庐向李大钊表达了对理论的兴趣，李大钊鼓励他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侯外庐说，“想翻译一点马克思的原著”，李大钊同样给予支持：“搞理论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入手，从原著中汲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
在李大钊的鼓励和指导下，侯外庐确立了翻译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治学目标。他在哈尔滨“书摊上买到《资本论》等几种经典作家原著的英译本和日译本”，他说：“李大钊同志过去曾常常谈到《资本论》，他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强调《资本论》是促进广大劳动阶级觉醒的理论武器。当我读到它的时候，更体会到这部巨著的伟大和大钊同志见解的正确。”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牺牲。1928年夏，侯外庐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他说，“从此我把翻译《资本论》，作为赴法求学的目的，我觉得，非如此便不足以报答大钊同志对我的教诲，告慰大钊同志在天之灵”，由此开启了十年翻译《资本论》的艰辛历程。
在“五老”中，唯有侯外庐有过旅法三年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是在李大钊的指引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步入革命事业的，也是在李大钊的启发下确定了自己翻译《资本论》和“从理论下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途径。李大钊作为传播唯物史观的重要学者和中共早期领导人，其思想、学问、见识与洞察力都对侯外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五老”中，亲自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翻译工作的，大概只有郭沫若和侯外庐两位。郭沫若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曾计划翻译《资本论》，后因出版问题而搁浅。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上册于1932年出版，1936年出版《资本论》第1卷上、中、下册合译本（与王思华合译）。据现有资料显示，他基本译完《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绝大部分”，只是因故未能完整出版。十年翻译历程，个中甘苦唯译者自知。侯外庐说：“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
1938年9月，侯外庐来到重庆后听闻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三卷本《资本论》即将出版，遂决定中止翻译工作，“与《资本论》十年的机缘，从此告一段落”，侯外庐用“愧喜交加”形容当时的心情。侯外庐自述：“为译读《资本论》下十年苦功夫，由此而奠定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一种对科学的信仰；由此所把握的方法论，则是科学的方法论。它无论是对我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得益匪浅。早在北平、山西的那些年里，我已经探入史学境地，当发现，《资本论》使我如有利刃在手，自信敢于决疑，我曾是何等的喜悦。”十年苦功成未竟之业，对任何人而言，恐怕都难以轻松接受，相信侯外庐也不例外，如他所言：“一项长期为之奋斗的工作半途而废，固然不无遗憾”。然而让他感到释怀的是，“对于国家，这个理论上的空白终于被填补了，无论谁完成了这项填补的任务，毕竟都是一样的”，更值得欣慰的是，“正是通过那段苦斗，赢得了理论上的武装”，才构成他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真正支柱。
一般认为，在“五老”中，侯外庐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时间相对较晚。郭沫若1928年7月在日本开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初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在1933年发表史学文章介入中国社会史论战，并于1934年出版他的首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翦伯赞也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后期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1938年出版成名作《历史哲学教程》；范文澜1940年5月在延安发表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文《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随后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的代表性著作是1941年完成、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略晚于上述几位史家。然而如侯外庐所言，在翻译《资本论》期间，他已经属意于历史学研究：“早在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任教时，读到郭沫若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分钦佩他为中国史学做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我由手头正在进行的《资本论》翻译，联系到中国古史，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各经济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我对古史一向是爱好的，拈上了手，便有些放不下来。我深知，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课题。”受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启发，他在1932年就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同年还在中国大学作过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演讲。1934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由国际学社出版，是他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史学论著。在此前后，他“搜集了《资本论》与其他文献有关社会经济构成的决定论之史料二百余条”，撰写《社会史论导言》，成为他“转向史学研究的一个标志”。到1935年夏，他在“翻译的同时，投入了更多的力量，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就此而言，侯外庐开始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时间并不算晚，而翻译《资本论》不仅带给他理论、方法论及“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诸方面的收获，对他从事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且从译读马克思主义原典到步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治学途径，使他成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及造诣最为突出的一位史家。
大概也是由于先从译读原典入手，侯外庐提出的见解大都富有个性。如在古史分期问题上，范、吕、翦同持“西周封建说”，郭沫若持“战国封建说”，侯外庐则持“秦汉之际封建说”；侯外庐提出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观点，引发作为“五朵金花”问题之一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争论；他提出的封建制度的法典化、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农民战争的特点等问题，都有独到见解。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不同意见和争论。对此，侯外庐说他自己“不怎么喜欢与人争长论短，也很少写文章答复别人的批评”。林甘泉认为：“学术上争长论短并未可厚非，对待别人的批评不予答复未必妥当。”何兆武认为：“侯先生有个特点，比较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他分析说：“大凡一种外来思想在和本土文化相接触、相影响、相渗透、相结合的过程中，总不免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本土现状为本位进行改造，但既然被中国化了之后，即不可能再是纯粹原来的精神面貌了；另一种则是根据原来的准则加以应用，强调其普遍的有效性，从而保存了原装的纯粹性……我以为侯先生是属于后一种历史学家的。”“保存原装纯粹性”的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研读下过大功夫，能够系统、深入、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故而何兆武评价说：“我以为以侯先生的博学宏识和体大思精，确实是我国当代一派主要历史学思潮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二、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1933年前后，侯外庐就已经开始历史研究工作。他在1932年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分钦佩他为中国史学做了划时代的贡献”，而由“手头正在进行的《资本论》翻译，联系到中国古史，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各经济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
侯外庐首先触及的是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社会史论导言》就是他根据“研读和翻译《资本论》的体会，力图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统一应用的角度，讨论生产方式问题”，“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在侯外庐看来，当时人们对“生产方式本身”的理解，“多少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他“不同意把生产方式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认为具体表述应为：“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匈牙利人马扎亚尔在莫斯科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28）一书，引发最大争议的观点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所破坏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换言之，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中国社会性质是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该观点引起多数苏联及中共学者的反对。因为如果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与中共六大所确定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相矛盾，而且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任务便不成立。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确曾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以中共六大决议中并未简单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怎样认识中国历史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论题之一。学者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社会、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的变种、某种社会形态的过渡等多种看法，出现了独特的亚细亚社会论、东方奴隶变种论、封建变种论、专制主义社会论等各种认识，而且持相近观点的人并不一定属于相同的政治派别，局面非常复杂。
侯外庐非常重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他认为，“如果不懂得生产方式，不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学地判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在研判生产方式定义时，侯外庐就已经把研究重点聚焦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了。他回忆：“我在翻译《资本论》时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因此，当它被人们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我就感到它是关系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后他更明确地说，“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原则，是首先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厘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成为侯外庐正式转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以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步骤”。他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特意强调，“中国古史的研究路径”之一是“必须对于亚细亚历史性作‘理论的延长’”。这都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重要性和侯外庐的重视程度。如果从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算起，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侯外庐全面进入史学领域，中国知识界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展开讨论已经有七八年之久，不同政治和学术派别的人所持观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侯外庐深知其难度与复杂性，介入这个问题实为有备而来。
侯外庐表示，“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史里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构成，或者把它当作‘空白’史，以及所谓‘变种论’、‘过渡论’等等，我是有怀疑的”。1932年，他在中国大学作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讲演，“第一次向公众表明自己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此后，侯外庐又经过“十余年来”的“思索又思索，考核复考核”，终于在1943年写出《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适用于古代中国的问题——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具体研究与商榷》两篇专题论文。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中，他更加全面地阐释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引发巨大争议的源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侯外庐的解读与众不同：
我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在文献上言，即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指奴隶社会，序列并不一定亚细亚在前，有时古典列在前面，有时二者平列作为“第一种”与“第二种”看待。“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改良的路径，前者即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为“早熟的文明小孩”。我用中国古文献的话表示，即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奴隶社会。旧人即氏族（与国民人类相反），新器即国家或城市。
侯外庐甫一进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就展现“独立自得”的学术品格，如他自己所言，“答案是还须探讨的，但著者却勇敢地自树独见”。何兆武说：“侯先生是真正力图以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路数来理解马克思并研究历史的。”侯外庐自述，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中，查找了一百多条有关古代社会的论述……使我对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原典下如此功夫，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中并不多见。更值得一提的是，侯外庐在写罢他的第一篇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之后不久，“又发现了理论大师的遗著（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引者注）”，从而使他“假定的中国古代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断案，也得到了确实的佐证”，也使他“对‘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做了明确的区分”。长期译读《资本论》的理论积淀和多年来的执着探寻，使侯外庐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学术敏感性，敏锐意识到这份材料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由此印证了他的独特见解。李学勤指出，“不论在当时的苏联、日本还是中国，那些参与论战的学者都没有侯先生这样特殊的条件来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这份手稿……三四十年代参加论战的学者，只有侯先生既对《资本论》有系统的研究和理解，又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因此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当然和别人不同，这是有逻辑必然性的”。联系到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独家”阐释，其中确实存在理论、材料等方面的“逻辑必然性”。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侯外庐通过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试图从逻辑上探求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这一点不用说是值得注目的见解”。他的阐释就是“自树独见”的理论创新。侯外庐自己也说：得出这个认识“并不是一蹴而至，经过著者的长期研究，相信把这一古代史的秘密得到一个结论了，想推翻这一结论颇不容易”。侯外庐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联系在一起”，“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许多经典著作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与他人相比，这是侯外庐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最明显的特点之一。
需要明确的是，侯外庐绝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思想，同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材料结合起来做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奥秘”。侯外庐回顾当年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时说：“只要不是孤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一句话，而把它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联系起来，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实际，加以细心研读，问题是不难理解、也不难解决的。”侯外庐经常提到郭沫若和王国维，例如，“郭沫若先生首先眼光锋利，跳出时代的温室，大胆地写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关于中国的文献学则郭先生家法有其传统，别的朋友是望尘莫及”；“我自己从事这项研究是有依据的，一是步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侯外庐推崇郭沫若，是因为郭沫若开启的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方式，给他打开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之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同意郭沫若的学术观点；侯外庐推崇王国维严谨、实证的治学精神，但受益于《资本论》方法论的熏陶，“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
以承继王国维和郭沫若的研究方法为特征，侯外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增加了另外两个步骤：其一，“主张谨守着考证辨伪的一套法宝，想要得出断案，必须遵守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并更进一步订正其假说”，王国维是该步骤的代表。侯外庐认为社会史论战的“最大缺点，即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很少以中国的史料信征者做基本的立足点”。卜辞、先秦典籍、考古学成果等都是他关注的“中国的史料信征者”，成为研究的“立足点”。其二，“主张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从一般的意义上言，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从引申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延长”，郭沫若是该步骤的开山。在这里，侯外庐更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他所说的“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中国版延长”、“理论延长”的话语，实近似于今日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他在《中国古典社会研究》中写道：“必须对于亚细亚历史性作‘理论的延长’”；在《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的“自序”中说：“著者虽然在做理论延长的工作，而亦是一个尝试而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对“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确定概念”同样是“理论延长的工作”；在《韧的追求》中他再次表示：“我在古史研究中，则比较注重做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所谓“理论延长”，应该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延长”至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理论范畴，这些概念都集中指向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宗旨，如他所言：“我研究古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力图把中国的古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做一个统一的研究，以便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阐释具有多维度的理论价值。西嶋定生认为，“侯外庐氏一方面充分尊重郭沫若氏的先驱性业绩，一方面以证据说明普遍的法则在中国史如何展开其特殊形态是个问题，所以不一定要在中国史里寻求典型的奴隶制。由此展开其个人的学说，而首要的问题，不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恰是侯外庐寻求中国史特殊形态即“非典型”奴隶制的钥匙。李根蟠论及侯外庐的“古代”不同路径说时同样指出，“侯外庐是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得出结论的。但‘路径’说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给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正确的解答，而在于在肯定东西方历史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承认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从而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框架内开辟了一条寻找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道路”。故此，白寿彝认为，侯外庐“并不停止在经典作家的具体论断上，而是以经典作家论断为依据，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把对中国史的科学论证推向前进”，“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侯外庐又具有鲜明的世界史视野。何兆武认为侯外庐是“真正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和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的学者。马克垚也说：“应该承认，中国史学界侯外庐是真正懂得外国史的人。”在阐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时，侯外庐从中外比较视野把奴隶制分为“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革命的路径”和“改良的路径”、“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和“早熟的文明小孩”，如果没有广博扎实的世界史知识是很难得出上述认知的。侯外庐的首篇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论文即是以“与世界历史家商榷”为题，他重点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专著，则是以《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为书名，都说明他的研究视野横跨中外，并有着强烈的与中外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对话的愿望。在一次纪念侯外庐的会议上，李学勤就“侯外庐先生对古代社会研究的贡献”发言，他特意解释为何不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贡献”：“我的意思在于侯先生不仅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涉及了整个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凡此种种，均充分体现侯外庐具有鲜明的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
侯外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对他涉及的其他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他自述《中国思想通史》重点内容包括按照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论述思想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的早熟文明，从封建土地国有制观点阐释中国封建思想“定于一尊”的经济基础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侯外庐基于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进一步“从这方面的基本认识入手”，“断定中国奴隶社会起源于周初，通过了春秋战国，而至秦汉之际终结”。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提出“秦汉之际封建说”之后，一直没有改变这个观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五朵金花”中的古史分期问题，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起了很大作用，特点是他的根据直接来源于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
人们对侯外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结论可以有不同意见，“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他的方法无疑是我们应该注意和学习的”。侯外庐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研究方法与认知取径、理论的概括与思辨、材料的积累与使用，以及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诉求、世界史研究视野、与国外学者的对话意识等，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关于“侯外庐学派”的几点思考
侯外庐因其独到的研究特征而延伸出众所周知的侯外庐学派。中国近现代史学存在诸多史学流派，如“古史辨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常被视为最重要的学派，即“唯物史观派”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侯外庐学派孕育形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用的是同一套话语体系，同一个思维模式，同一个理论准则，同一个价值标准”。然而，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以马克思主义史家姓名命名的史学学派，侯外庐学派必有独到之处，怎样理解侯外庐学派，怎样认识侯外庐学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较早将侯外庐及其研究团队视为学派的是白寿彝。1976年，白寿彝在探望侯外庐时说道：“外庐同志在中国思想史的精深研究中，设立学术梯队（70年代有了这个词），这不是宗派，不是什么集团，而是学派，在学术体系上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个性特色的学派，是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学术研究指导的学派。”曾参加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何兆武和张岂之都曾提及侯外庐学派，前者说：“侯先生辞世时，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内的同仁曾经聚首一堂，谈论过如何继承和发扬光大侯外庐学派”；后者认为，“由于侯先生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梯队的建设，加上具有比较鲜明的理论特色，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已经形成了侯外庐学派”，“有同志用‘侯外庐学派’这个词，这并不过分，因为侯外庐在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过程中，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人一起工作，其中有杜守素、赵纪彬和邱汉生。他还一直热心培养研究思想史的年轻学人。学派的形成，不在于著述的多少和人数的多寡，而在于研究成果的创新和精神世界的自得”。可见，侯外庐学派之得名，既有自称，亦有他指。近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及侯外庐学派。比较而言，侯外庐本人对侯外庐学派的提法持谨慎态度。《韧的追求》中，侯外庐在阐述《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宗旨、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观点后写道：“如果说，上述观点和方法足以构成作为一个学派的体系，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体系比较完整地叙述出来”，但是他同时说明：“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殊非易事。尽管有同志说我们的思想通史是自成体系的著作，而我们却不敢以此自诩。我很想说明一下，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侯外庐承认其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应该构成了一个“学派的体系”，但更强调这个学派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侯外庐学派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外庐学派应该是指以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编撰工作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主旨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团队。
然而，尽管侯外庐及其研究团队用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思想史，以至于中国思想史被视为侯外庐及侯外庐学派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研究领域，但从侯外庐的实际研究内容上看，笔者认为，或许不能仅将侯外庐学派的研究范围局限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侯外庐的史学研究被公认为“博学宏识和体大思精”，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研究诸领域，还应包括他对《资本论》的研读翻译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理解和运用。侯外庐说：“我早年的追求，即要在史学领域中挑起一副由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他曾多次对“诸青”强调，“我不是不研究社会史。我就是要通过思想史的研究来看社会，研究社会史”。社会史在侯外庐史学中从始至终都占有重要地位。白寿彝认为，侯外庐的“贡献主要是在社会史方面而不是思想史方面，他的代表作应该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后来，《中国思想通史》写得那么大，量那么多，但写这书的史学思想是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指导的”。张岂之同样认为，《中国思想通史》“每卷‘绪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外庐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独到见解”，他“力求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熔为一炉”，“第1卷到第3卷，关于社会史和思想史相互关系的论述，以及作为这二者之间的中介社会思潮的分析，不论人们是否同意他的具体意见，都承认这是融通一体的自成一家之言”。准此而论，若把侯外庐学派的特征仅限于思想史领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他在社会史等领域的精深造诣和成就，侯外庐学派的学术内容也不尽完整。换句话说，侯外庐学派的学术体系至少包括中国思想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史研究两个主体部分，后者不仅不应被忽视，而且应占有更重要的位置。
侯外庐学派的特征之一，是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集体协作研究方式，其运作模式、研究方法值得关注。侯外庐及参与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其他学者对此多有阐述。1947年，为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3卷，侯外庐“请杜老、赵纪彬、邱汉生到狄思威路寓所”，一起讨论编写计划，“由于讨论比较充分，每一重大论点取得了一致的、或接近一致的意见，各人的独到见解得以集中，因而就有条件被执笔者较全面地反映出来”。1957年夏，在侯外庐寓所召开的第4卷编写会议上，侯外庐“提出第四卷的编写提纲、章节安排计划以及全卷理论原则，交大家讨论，与会同志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取得一致，但个别人有保留”。该卷撰写者“研究某一个思想家，总要阅读其全部著作及有关资料，历史地、唯物地进行考察，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分析判断，写成文字，没有草率涉笔，掉以轻心的，没有沿袭成说，人云亦云的”。张岂之回忆，在如何评价韩愈思想的问题上，“诸青”与侯外庐意见不一致，“我们和侯先生作过几次讨论。各持己见，毫无拘束。侯先生并没有先定调子。讨论之后，由侯先生总结，请杨超执笔写成韩愈的一章，最后由侯先生修改定稿”。侯外庐学派践行了集思广益、平等研讨、各负其责、主编定稿的集体研究的基本原则。何兆武“曾多次协助他（指侯外庐——引者注）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反复推敲，以求明确各词的原文原意之所在”。为了弄清楚某个问题，杨超与何兆武在几个星期内“查证一些重要术语（如财产、私有制、所有制、占有权、使用权、运动的所有权以及非运动的所有权，等等）的意义与用法，彼此对勘”。何兆武认为这正是他所理解的“侯外庐学派的特色”，即对于研究中“所运用的原理的基本概念加以正确而深入的理解和澄清，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加以发扬光大的”。侯外庐学派研究中国思想史还有着明显的中外比较意识。他们研究16世纪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谈了各个学派、各个人物，又将中国的十六世纪与欧洲的十六世纪进行对比，对其异同做了深入的研究”，“对方以智的研究，把方以智作为代表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并就其作用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来对比，是从更宏远的、更远大的观点来考察方以智思想的”。这些团队研究的方式及优良学风，也是认识侯外庐学派所不能忽视的。
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其学者谱系及其代际更迭是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侯外庐学派应以侯外庐及参加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几位学者为主的“第一代”学者、以五六十年代参与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的知名学者及“诸青”等为主的“第二代”学者和以侯外庐的研究生及“第二代”学者培养的研究生为主的“第三代”学者组成。如果更周详地观察侯外庐学派，可以发现，属于侯外庐学派的学人通常被认为是参与编研《中国思想通史》的学者，但是他们每个人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观点有着较大差异。刘大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侯外庐的研究工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自成一个学派，他已经这样明确地指出来了。《思想通史》撰述和参与讨论的人，当然不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划然一律。在思想史研究上基本一致的，在社会史研究上就未必一致。”该文发表之前，刘大年曾给林甘泉过目，后者复函说：“据我了解，与外老合作的同志，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封建土地国有制（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论点）的见解，有的与外老并不一致。正如您文章中说的，一个学派之中，意见有同有异，这是很自然的。外庐治史领域很广，在思想史研究基本一致的，在社会史未必一致……我的意见，可以笼统一些，不必一一列名。”从后来发表出来的文章看，刘大年基本采纳了林甘泉的意见，并且照录了林甘泉说的“在思想史研究基本一致的，在社会史未必一致”。林甘泉提及的问题仍然是，被视为侯外庐学派的学者，他们的一些观点与侯外庐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很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在界定侯外庐学派的学者时，不宜简单从事。
《中国思想通史》是侯外庐“平生心力所萃”，“但这是一部集体著作，非我一人之力所能及”。《中国思想通史》的作者情况大致如下：1947年《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出版，作者有赵纪彬、杜国庠；1950年，第2卷上下册和第3卷出版，作者有赵纪彬、杜国庠和邱汉生；1960年出版了第4卷上下册，参加撰写工作的有赵纪彬、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及当时的青年学者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和何兆武（后五人共用笔名“诸青”）。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等，在参与思想通史研究撰写工作之前，已经是古代史、诸子学、哲学史、思想史、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专家，他们与侯外庐既是同行知己，又是合作伙伴，是在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体系下合作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同时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他们是否可被认为是侯外庐学派中人，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相比之下，《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署名“诸青”的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和何兆武，大多在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就跟随侯外庐从事思想史研究工作，他们更应该被视为侯外庐学派学人。但是在改革开放后，他们大都不再继续专事思想史研究（之前故去者除外），分别转而从事考古学和简帛学研究、传统文化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和译介等，而且都在各自领域卓然成家，对于侯外庐学派的继续传承而言，不能不说略显遗憾。因此，从研究或阐发侯外庐史学研究内涵和特点的角度，称这些学者为侯外庐学派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从这些学者个人研究的角度来考虑，似不可一概而论。
总体上看，侯外庐学派的形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侯外庐学派包括侯外庐本人和他的学术，以及因他的学术研究而聚拢在其周围的学人群体和后续传承者，他们既有相同、相近的学术旨趣、理论方法、研究取径，也有师承、项目组织等人际关系的渊源。从近现代中国史学史，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看，侯外庐学派在学术特色、研究成果和学术团队诸方面的确具有明显的学派特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贡献了独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展现了集体合作的研究模式，可以视为广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学派的代表。
综上所述，侯外庐以十年译读《资本论》所积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厚素养，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颇具个性。侯外庐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十分典型地彰显了侯外庐史学在社会史研究方面“自树独见”、理论自信、材料辨析、“理论延长”、世界史视野等特点，与今日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目标多有契合。侯外庐学派的形成既与侯外庐史学研究的既有特点密切相关，也是他主持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团队合作研究的直接反映。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及其学术特点，对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张越，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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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审：青 螾